如何打造中國信譽企業

　　市以誠為本，誠以信為基，信以德為源。許多國內外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搞市場經濟，最缺乏的不是資金、技術、人才，而是信用、信譽以及培植保證信譽的機制。
　　 當前我國的現實告訴我們：維系各個經濟主體的信譽關系非常薄弱，經濟訴訟增多，信用意識淡薄，守信與失信混沌，嚴重影響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的信用關系，甚至造成信譽危機，出現社會混亂。
　　 社會信譽危機從根本上影響了市場經濟主體的平等性。對市場消費、企業、政府及法制基礎的作用帶來消極影響。
　　 缺乏“信譽”，市場秩序必然非常混亂，企業也就無法構建與發展。因為市場經濟的秩序，首先依賴于職業道德和企業信譽。我國曾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年中，在一些行業爆發過職業道德危機，有些人為了獲取利益，超越其職業責任，依仗職權、破壞其職業的基本道德準則。９０年代之后，嚴重的經濟信譽危機又出現了，經濟合同的失效，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導致經濟運行梗阻。因此信譽危機嚴重地損害了市場秩序，在惡化了的生存環境中，企業和企業家都難以正常成熟和發展。從企業內部說，整個社會、市場的信譽危機往往造成了企業本身對信譽的漠視，這些企業即使在短期獲得了利潤，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厄運。
　　 信譽危機會嚴重影響社會的投資和消費。如果老百姓消費購物時時害怕假冒偽劣，缺乏安全感，投資股票又擔心買了“偽裝上市”公司的股票，會成垃圾股。人們怎么會痛痛快快拿出錢來花呢？這也是我國目前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信譽危機制約著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企業不敢大膽投資、銀行不敢正常放貸，出現了所謂“惜投、惜貸”現象，使政府啟動投資、擴大內需政策的效用大打折扣。企業間的商業信用關系差，票據化程度低，還使得再貼現不能發揮其引導資金流向作用。
　　 信譽危機直接破壞著社會的法制基礎。各類經濟主體在信用關系中難以形成以合同為基礎的法律框架，或者根本不使用合同，或者就根本不執行合同，甚至以合同作為詐騙手段。二是視已有的相關法律（如《合同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商標法》、《質量法》等）為兒戲，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展開競爭，使競爭難以做到公平、公正、公開，使法律難以保證競爭的正常進行。
　　 假冒偽劣風行是信譽嚴重缺失的結果
　　 假冒偽劣欺詐行為在我國目前現象嚴重是當代中國信譽觀念缺乏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既缺乏傳統的道德范疇的“信用”，又缺乏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契約意識。
　　 假冒偽劣行為不僅從多方面危害宏觀經濟環境，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且嚴重危及影響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整個國民道德素質的提高。
　　 對于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導致市場機制失效這一后果，前面我說了經濟學界有一個“壞車市場模型”可形象描述：壞車進入市場，由于造假者與消費者對好車壞車情況信息的不對稱，消費者的價格預期導致好車賣不掉，干擾了市場進入和退出規則的實施，破壞了公平競爭原則，整個市場秩序陷入混亂，這種市場秩序混亂帶來的直接影響有：１、市場秩序不良扭曲了市場正常的機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消費者無法準確判斷、辨別好車、壞車，由價格取向指示消費行為——即買便宜車，一方面擠占好車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損壞好車名譽。大家知道，市場正常的機制應是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由于“壞車市場模型”的影響，好車廠家為了適應這被攪亂了的市場，只好降低成本、降低質量（亦生產壞車）。從而出現了劣質商品淘汰優質產品（壞車
擠垮好車）的逆淘汰現象，即導致劣勝優汰。企業千辛萬苦創立的品牌等無形資產被侵害，甚至毀于一旦。２、市場秩序不良干擾了市場機制作用，引起物價非正常非理性波動，偏離價值（使價格不能正確反映價值），影響宏觀環境穩定。３、市場秩序不良造成商品價格信號失真，影響宏觀調控的方向和力度。４、在發育相對滯后的要素市場，秩序不良比商品市場更為突出，妨礙了市場體系的協調發展。
　　 據有關方面測算，近年來，我國年均假冒偽劣產品的產值在１３００億元左右。國家因此年均損失稅收２５０多億元。有關部門曾統計過２８３家名優企業填寫的問卷數據，這２８３家企業有１６類６５０多個品種的名優產品被仿冒，制假企業遍及４９０個縣市。另據有關方面１４６家被假冒產品侵害的企業進行的調查，其中２３家假冒品的銷售額占真品銷售額的５０％以上，有１１家超過１００％，最嚴重的一家假冒產品銷售額是真品的５６８倍。
　　 假冒偽劣產品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很難作出準確的統計，但從已發生的幾起案件看，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據統計，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全國共發生重大劣質酒中毒案８起，死亡７５１人；四川綦江彩虹橋剛投入使用便垮塌造成特大傷亡事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劣質鋼材。
　　 我國的《民法》、《合同法》、《消法》及有關的經濟法規都明確規定：平等、公平、誠實、守信是市場行為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去年７月１５日，３３名民營企業家針對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不守信用、不講信譽等不良現象，在北京發出了《信譽宣言》，倡議全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行動起來，積極投入到守信用、講信譽、重信義的行動中來。
　　 呼喚信用不僅是民營企業家的共同心聲，也是全社會的共同心愿。青年經濟學家、北大教授劉偉曾講過這么一種現象：就是現代世界上往往一些大的成功的企業家，其外表看起來憨憨的、憨態可掬，有點“木訥”，好像不很精明，其實這種憨態恰恰正是最大贏家的一種素質（當然不是裝的）。因為這很容易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人信任，而信任就會帶來效益——這是最能成功的條件之一。中國古代對君子有一個標準： “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當然這在現代社會不一定全面）。大智若愚，這說明信譽、信用其實是眾人都在呼喚，都在渴望的。人們都愿意建立一種互相信任、互相放心的市場秩序。而現在經濟失信現象的普遍存在，破壞了市場的有序性、公正性和競爭性，使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面臨著重大的市場風險，同時也造成市場主體自身信譽的破壞，進而影響到政治、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使整個社會的信譽狀況和道德水準下降，容易誘發各類違法犯罪，使整個社會潛伏著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企業是社會經濟的細胞，企業守不守信用、有沒有信譽、重不重信義，決定企業競爭能力的強弱，決定企業生命力的盛衰，直接反映企業經營者素質的高低。
　　 那么社會如何來同建信譽大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營造守信重信氛圍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計劃經濟轉變而來的，信用基礎比較薄弱，面對現實，我們必須強化信用意識，形成全社會講信用、守信用、重信用的輿論環境。
　　 首先要拋掉互不信任的思想觀念。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經濟中的債權人和債務人都是信用關系的主體，信譽缺失是一把雙刃劍，整體結構、經濟關系鏈上的“集體失信意識”產生的結果對債權人、債務人都有害；其次要消除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失信行為。許多債務人誤認為：國家的資產是無主的，沒有人格化的代表者，可以占用，錢可以不還。從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導致銀行信用惡化。企業的“貨款難”與銀行的“惜貸”，大多是因債務人對銀行信用的破壞而致；再次是清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屏障。無論是企業間的“三角債”，還是執法部門清收欠款的執法，往往在某些地區受阻。前幾年我國有８０％以上的企業深受“三角債”困擾，相互拖欠貸款已高達上萬億元。其原因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在作怪。經濟要全球化，市場經濟是沒有邊界的，信用關系也是不受限制的。
　　 強化信用管理
　　 我們可以運用“引導”、“推動”、“規范”和“建立”的策略來強化信用管理。
　　 引導，就是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首先要制定引導目標，也就是政策部門要有計劃地制定出完善信用機制的政策，使各項具體措施落到實處。其次是加大調整信用市場的力度。通過這些做法，引導公眾樹立良好的信用行為，達到政府、經濟主體及個人三位一體的信用氛圍，以逐漸與國際市場信用體系接軌。
　　 推動，就是推動各個經濟主體參與守信公約。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個人、政府部門及中介機構。
　　 規范，就是規范信用市場的重點問題。規范信用市場的重點，首先是依法懲處失信違約行為，保證信用關系的嚴肅性。其次是解決不還銀行貸款和拖欠貨款兩大難點問題。我們應運用法律的、政府的、社會的共同力量，來挽回國家不應承擔的損失，以增強我國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減輕銀行不該有的負擔。解決相互拖欠貨款問題也是我們凈化信用環境的一個工作重點。
　　 建立，就是建立正常的信用機制。結合我國信用市場的實際，應該完善其信用機制。首先是建立質檢、工商、審計和新聞媒體為一體的監督制度，以凈化信用市場，提高信用質量；其次是各經濟主體，也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形成全程信用管理模式。
　　 溫州的樂清柳市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陷入困境，經濟在一度繁華之后處于停滯狀態。因為那里的市場經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假冒偽劣低壓電器大量流入市場，流到全國，給用戶造成了巨大損失。柳市的信譽消失殆盡，柳市經濟也由畸形的繁榮轉入極度的蕭條。經受這次沉重的打擊，溫州、樂清的政府干部清醒了，響亮地提出了 “質量立市，名牌興業”的口號；企業也清醒了，懂得了只有遵守市場經濟秩序才是致富的正道，只有珍視并努力培植良好信譽，才能使經濟健康持續地發展。他們在嘗盡以前自己“信譽缺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所釀成的苦酒之后，及時警醒，痛定思痛，臥薪嘗膽、狠抓質量，力創名牌。”從此柳市的低壓電器生產和銷售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那些遵守市場規則、重視產品質量、努力創出名牌的企業獲得了大發展，柳市的經濟出現了健康的繁榮。提倡質量立市和名牌興業，就是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重信譽、守信譽。企業重視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并能兌現其向用戶作出的對產品質量的承諾，就能獲得用戶的信任。而所謂名牌就是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獲得市場良好信譽的標志。因此，“質量立市，名牌興業”也可以說就是 “信譽興市”，只不過重信譽、守信用比重質量、創名牌的內涵更廣。
　　 在重建信譽過程中，一定要注重依托現代化手段消除“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我國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以往在我國收集企業的信用信息非常困難，也沒有具有普遍社會影響力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由于信用信息的透明度低，信息傳遞不暢。一家企業或者一個商人不講信用的行為不能通過信息傳播讓所有與之相關的利益團體或個人知曉，它講信用也就得不到什么好處。我國信用信息的低透明度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市場信用環境的完善。信用應成為個人和企業社會生活的“第二身份證”。一旦信用有不良的記錄，便要給其生活及經營活動帶來極大困難，沒有信用他們寸步難行。因此市場經濟主體應視信用為生命，努力珍惜和維護自己的信用。信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條件。許多國家把法律中（我國在《民法》中）規定的“誠實守信”原則定為“帝王條款”。
　　 雖然我國曾盛行過“破產風”，但破產卻是公認的一個企業經營失敗最恥辱的肯定方式，千萬不能把為逃廢債務而想方設法破產當作一種合理現象。我們的破產制度還有缺陷，它缺乏最起碼的破產責任追究機制。正常的破產制度中，企業不能還債必須得破產，而一旦企業破產了，不僅它的商號因其失信于投資者而成了恥辱的標志，它的經營者也就失去了作正常經濟人的資格。